目前，我国已建成了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以找到大学发展的显性指标参考系，讲究效率实现快速发展为特色的“工具理性”引导下，高等教育在科研经费投入、学术论文产出方面大幅提升，在世界各大学排行榜上表现亮眼，第一轮“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但需警惕的是，在“工具理性”的发展方式驱动下，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也存在结构失衡、功能紊乱、力量分散与能力不足等问题，大学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独特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大学“高分低能”现象凸显，难以支撑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与国家高质量发展。
评价应该是事物价值的反映，而不仅仅是指标与数据的呈现。面对当前高等教育“显性指标繁荣”与“内在能力贫瘠”的状况，有必要在总结“工具理性”取向的大学学科建设与评价基础上，逐步转变大学学科评价取向，从追求指标转向能力建设，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的“价值理性”。当前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学科评价均为排名式的学科评价，这些学科评价将学科转化为若干指标、数据，最终以排名的形式呈现给公众。这符合公众直观简单地了解学科水平的需要，也符合许多大学追求简洁高效的管理诉求，但这种简便的学科评价方式能否科学地指导大学学科建设以提高大学学科水平是存疑的。如果将提高学科排名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可能造就一批数据上一流的学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学科。因此，从价值论层面来研究和回答大学学科的评价和建设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选择从价值论层面研究大学学科的建设与评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于大学学科的前期研究已走过20年，经历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研究阶段，有许多研究积累。在本体论阶段我们回答了学科是什么、大学学科是什么的问题；在方法论阶段我们回答了大学学科建什么、怎么建的问题。现在需要回答的是大学学科建成什么样子才是好的学科的问题。特别是在“双一流”建设语境之下，亟待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学科才是世界一流学科。这显然是一种价值评判，涉及学科评价。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再到价值论，这是大学学科从建设到治理的必然逻辑。
一、本体论：从二元论到三重视界
2001年，笔者在《论大学行政的理念》一文中首次提到大学学科组织这一概念：“学科是将学者们联系和凝聚在一起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学者们赖以存在并更好地体现学术价值的组织形式。在大学系统内是学科承担了大学的三大职能，表现大学本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因此学科是大学的细胞”。从2001—2006年，我们开始系统研究“大学学科是什么”，标志性研究成果是完成了学科从“一元视界”到“双重形态”的认知进阶。《论大学学科组织》一文第一次提出学科具有不同形态的存在方式，从形态上把学科区分为知识形态的学科和组织形态的学科。学科在知识形态上的存在是“形而上”的，是关于知识或教学科目的分类；在组织形态上的存在是“形而下”的，是一个由学者、知识信息以及学术物质资料所组成的实体化了的组织体系，语义上即指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组织的细胞。
“双重形态”说提出之前，学者们在理论上探讨学科问题，视角仅限于从学科与知识增长、知识分类的关系来解释学科概念的本意。笔者明确提出学科是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组织单位，在实践中具有“组织”的形态。针对学者们对学科概念各执一“说”，理解上存在一定差异，为了进一步厘清学科概念，2006年我们又专门撰文《“学科”考辨》，归纳总结了五种不同的对于学科概念的理解，并重申了对于学科概念的认识，坚持认为大学学科概念的“双重形态”说：“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与“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大学学科“语义上即指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组织的细胞。这一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有学者根据其对这一‘说’的理解，提出把学科分为理论形态和实体形态”。
随着学科研究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深入，我们发现国家在大学学科建设中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学科的划分、知识生产的方式、机构的设置、平台的搭建，到知识的传播、出版、交流、评价，从学科人才的选拔、学位的授予、职称的评定，到成果的奖励、荣誉的颁发等，国家都深度影响着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2019年笔者在《从大学的立场看学科评价与排名中的缺陷》一文中就排行榜热潮下的学科进行深入论证，进一步实现了对学科的认知从“双重形态”到“三重视野”的迭代。“三重视野”指学科概念从全球、国家和大学三个层次上加以界定。从全球视角上看，学科是知识的分类体系，即学科的知识形态。学科具有系统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发现的功能和价值。所以，学科首先是一个知识分类体系，知识无国界，这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学科概念。从国家视角上看，学科是一种制度安排。福柯（Michel Foucault）将学科指向规训，他认为学科主要表现为一种规训制度，是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和主宰现代生活的种种操控策略与技术的更大组合。大学、学会、基金会、评审、期刊、出版等都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既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们必然受所在国家政治制度与学术传统的制约，反映国家意志，体现每个国家不同的学科制度特征。从大学视角上看，学科是知识劳动的组织，是大学依据知识的分类体系而建立起来的知识劳动组织，是“形而下”的。知识的增长从何而来？知识的增长必须有人不断地在这种知识分类体系下进行知识生产，大学就是这样的机构。
所以，学科在知识形态与组织形态之外，还有一种制度形态。这种国家层面的知识治理，主要关照知识的分类、生产、交流、发表、评价、激励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是机构设立、项目资助、学会、刊物、出版、学位授予、职称评定、院士制度、各类人才工程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大学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外部制度安排与治理体系值得我们充分关注。
无论是《“学科”考辨》一文中的“双重形态”，还是今天学科概念的“三重视野”，笔者对于“大学学科组织”概念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只重视学科要素的投入而忽视作为组织的学科建设。笔者在《基于学科的大学管理模式选择》一文中提出了“学科组织化”，并致力于创建“基于学科的大学管理模式”，即学校—学院—学科的大学组织结构。大学的学科建设首先应该建的是学科组织，高水平大学管理的重要任务是如何让学科组织健康地成长。
2009年笔者在《大学学科组织化建设：价值与路径》一文中指出“当前学界所讨论和强调的现代大学的学科建设同时具有两个不同语义上的指谓：其一是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不断发展和完善，即指一门门学科在知识上的增进；其二是作为不同学科要素构成的组织的建设，即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建设。据此，大学学科建设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学科知识体系，二是提升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中的能力”。文章还提出大学的学科建设“应以提升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为根本目的”，因为“完善知识体系是大学一切学科建设活动的终极使命，但如此复杂、庞大的工作，完全不适合分解成为某个大学组织的战略目标，甚至可以断定某一个大学组织在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对一所大学而言，学科建设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选择知识劳动的领域，二是提升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上的能力。其一，选择知识劳动的领域，关乎大学定位与战略选择，即在浩瀚的学科知识体系中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有时候选择不做什么比选择做什么更有价值，在这一前提下再来看大学自身到底能够对国家战略中的哪些内容以及地方发展中的哪些重要问题做出回应，从而做出学科发展的具体规划和布局。其二，提升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上的能力。大学学科组织也应被视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化的组织，其组织化的程度越高，运行就越有序，功能的发挥就越好，离学科组织目标就越近。
二、方法论：大学学科的组织化
如果大学学科是一个组织，那么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组织是有生命周期的，大学学科是否具有组织生命周期的特征？第二，大学的学科建设建什么？提高学科的组织化程度是不是大学学科建设的目标任务？围绕着这两个问题，2003年我们以“大学学科组织的成长机理研究”为题成功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过对国家重点学科的调查与对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的访谈，运用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与生态学原理，初步探索了大学学科组织的成长机理，并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科学学以及领导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了审视。
通过对国家重点学科的调查，我们归纳出学科组织生命周期各阶段面临的首要问题与主要矛盾。《组织生命周期视野中的大学学科组织发展》一文从大学学科组织的生命特征出发，将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大学学科组织，提出大学学科组织生命周期四阶段模型，该模型将学科组织的成长划分为生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蜕变期4个阶段，指出学科组织应当根据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确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文章系统总结了我们有关“学科怎么建”的研究，强调了学科组织的发展是有生命周期的：生成期的学科组织首要任务是学科方向的凝练、学科使命的选择和资源的获取；成长期的学科组织主导任务是自身知识产出能力的提升；成熟期的学科组织主导任务是学科内部的制度建设；蜕变期的学科组织主导任务是战略规划，重点在于学科方向的调整、学科队伍的整合等。学科组织生命周期的阶段特征决定了学科组织的发展策略，与阶段特征相适应的发展策略促进学科的发展，与之相背离的策略则牵制学科发展。学科建设的目标、手段应该针对学科组织所处的成长阶段有所差别。这对于不同学校、不同学科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科建设十分重要。
这一阶段，我们探索了大学学科组织的成长机理，分别从学科概念到大学学科组织的提出、大学学科的组织化进程与成长规律、大学学科组织的生态性与成长模式三个层次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方法论研究阶段，基于成长机理的探究，我们团队紧接着开展了关于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研究，以期为大学的学科成长提供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正是基于对大学学科成长规律的认识和多个主体参与学科建设的事实，我们选择了公共治理的视角，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学科发展的现代大学治理”的研究。我们从大学的组织架构开始，进行了基于学科发展的大学治理的探索，从大学的权力结构、战略规划、学术人力资源配置、大学理财、学术资源配置与共享平台搭建、大学制度与文化变迁的关系等方面创设了一种新型的大学治理模式——学科制，论述遵循自下而上的逻辑线索，以大学最基层的学术组织变革为起点，紧紧围绕学科组织的成长发展，运用公共治理理论，重新架构大学的治理结构与方式，对学科制进行了细致的设计与详尽的描述。
在方法论层面，我们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命题即学科的组织化，在《大学学科组织化建设：价值与路径》一文中提出了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升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以往的学科建设由于单纯强调学科要素的培育而缺少整体的制度安排，导致学科建设的效率不高。大学学科组织化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其路径可分为学科组织使命分析、学科组织体制设计、学科组织结构设计、学科组织运行设计和学科组织评价五个阶段。
为什么要提高学科的组织化？科学研究是一个挖深井的过程，我们只能在一个点上不断地挖，不断追求，才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突破。个体很可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且现在的科研导向是以发表论文为终极目标的。所以，很多个体很难在一个领域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而且做不了大课题，出不了大成果，这就是组织化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为了探究学科组织化与学术产出之间的相关性，2017年笔者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郑莉在博士论文《大学学科组织化程度与学科产出水平关系研究》中提出了三个主要的研究问题：如何判断学科的组织化程度？学科组织化程度是如何影响学科产出水平的？在学科组织化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促进学科组织可持续有序发展？研究显示，首先，学科组织化程度由学科方向凝聚程度、学科领导程度、学科分工协作程度以及学科组织化程度构成，具有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合理性。其次，学科产出水平由科学研究产出水平、社会服务产出水平、人才培养产出水平三个维度构成，具有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合理性。然后，学科组织化程度对学科产出水平及其三个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学科组织紧密度在学科组织化程度影响学科产出水平及其三个维度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项研究对学科建设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是着眼于学科组织建设，研究得到了学科组织化程度的构成维度，揭示了其影响学科产出水平的过程，为推进学科组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整合系统科学与组织管理理论，探索了学科组织发展诊断的方法，为学科建设投入及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总体而言，该研究为进一步理顺政府、大学、学科等多元主体在学科建设中的关系，制定有效的学科建设策略，提高学科建设的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三、价值论：能力取向与体用结合的学科评价
自2015年“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巨大的利益牵引及影响力引发了我国大学学科竞争热潮和建设高潮。在此背景下， 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评价排名的时代。当大学的学科建设行为向“评价”“排名”看齐时，完全以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 必然会出现学科建设行为上的偏差，学科评价在被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组织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将其功能严重放大和泛化的倾向，有些教育部门与大学过于依赖评价指标，追求评价结果，更有甚者，则直接把其当作办学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的工具。由于行政性学科评价决定了大学的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的获取来源，并且会继续产生大学资源获取能力的“马太效应”，大学学科建设成为力求满足行政性学科评价与建设要求的指标建设，大学的学科建设目标、学科建设路径完全在政府既定的框架下进行，学科建设成为一场“锦标赛”，大学成为争取完成项目、获得行政认可的“运动员”。
面对各种各样的学科评价、排名，及其引发的各种学科建设实践上的误区，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这些问题，关于大学学科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立场问题，或者说是研究的视角。作为长期工作在高校的研究者，笔者在实践上谋划和领导着具体的学科建设实践，对于当下的大学学科建设有着十分真切的体悟，在《从大学的立场看学科评价与排名中的缺陷》一文中指出，目前的大学学科评价与排名有三方面缺陷需引起重视：一是对于评价对象“学科”这一概念认识的不一致，导致评价的不准确性与排名的非可比性；二是对于评价对象“学科组织”本体的忽视，导致评价结果的效用大大降低，不能实现以评促建；三是对于评价对象“学科”在本科教育功能的认识不到位，导致学科在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上的缺失或偏差。
究其原因是缺少对于大学学科评价的基本问题的思考，背离了学科评价的初心。为此，在《大学学科评价与排名中的基本问题》一文中，笔者试图回答学科评价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谁需要大学学科评价？需要是价值存在的依据，谁需要大学学科评价的问题涉及学科评价行为的价值问题，要了解评价行为是否有价值，就要找到对这一事物的主体需要。在我国大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学科建设的主体，分别是政府、大学和学者们。另外，从学科评价的角度看，作为评价主体的评价者也有其自身的需要。第二，大学学科评价的对象是什么？依据学科“双重形态”与“三重视界”的研究，我们认为大学学科评价的对象即是实体化的大学学科组织。第三，如何让学科评价变得有用？要提高学科评价的价值，我们认为需要在现有的符合性评价、绩效性评价的基础上增加对诊断性评价、贡献性评价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科组织的关注和研究，使学科评价更多地关注学科组织要素的水平和结构、学科组织能力的提升、学科评价如何能更好地促进学科建设。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与思考，笔者以为可以从大学学科评价中“能力取向”的价值追求、“体用结合”的评价内容与方法、“以评促建”的评价效用三个方面建构学科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基本框架。
“学科能力”是这个框架中的核心概念，源自“大学能力”这一概念。2018年笔者在《大学能力建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一文中指出，在新时代，大学需要提升“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大学能力是大学组织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的本领，是大学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能力的大小以其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中所取得的客观效果为衡量标准，最终要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作为大学组织的细胞，学科能力决定了大学能力，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国家科技战略需求中实现大学的价值，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同时，遵循大学学科建设就是建学科组织的主张，我们探索了“体用结合”的评价方法。在学科评价中，不仅要评价学科的产出水平，更要评价学科的要素水平以及要素的整合水平，通过学科评价我们不仅能了解学科的生产水平，更能够明晰学科的生产状态和生产能力，并基于两者之间的关联，进一步了解影响学科生产水平的关键所在，从而在学科建设中对症下药，从组织建设出发提升学科组织的学术生产能力，进而提升学科组织的学术产出水平。
“用”的评价是从外部、显性的角度对学科组织这些功能性的表现进行评价，应包括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三个方面。“体”的评价指的是从内部、隐性的角度对学科组织本身的状态及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学科“体”的评价主要包括是否有清晰的学科使命，学科的研究方向是否集聚，是否有合理的学术梯队，是否有优秀的学者，是否有明确的学科制度，是否有良好的学科文化等。
好的、有用的学科评价应当是能够“体用结合”并提升学科知识生产能力的评价，在评价主体、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过程上与大学学科建设具有紧密的衔接机制，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建”就意味着学科评价的着眼点不在于评价而在于建设，其目的在于为大学的学科建设现状把脉问诊，为大学构建良好学科生态体系、提升学科知识生产能力、 参与学术市场良性竞争提供决策依据。大学与学科是多样、多元的，它们在类型、层次、规模、水平、能力等方面是千差万别的，如文、理、工学科在组织规模、结构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基于大学学科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认为大学学科评价不应该是单一的、封闭的、静态的，而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动态的，应从评价体系、主体、目标、内容和过程五个方面实现转变。
为了实现“以评促建”，发挥好评价的导向作用，回归评价初心，我们一直主张推行诊断式学科评价。诊断式学科评价具有鲜明的咨询特征，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专门的诊断机构（或团队）进入学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不仅要掌握学科产出水平、学科组织因素水平、学科组织能力水平，还要了解学科组织的内外部环境，做出综合判断，给出综合报告，“一千个学科应有一千个不同的诊断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以评价为导向，建设好学科已不仅是大学或者政府的事情，更不是学科组织自身的事情，而必须是政府、社会、市场以及学术界形成有效的“治理共同体”，大学学科从建设走向治理，是未来“双一流”建设进程中的基本趋势。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与外部主体保持有效的合作和互动，从而凝聚学科方向，整合学科队伍，促进学科发展与创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关注外部主体的现实需求，围绕现实问题开展科研探索，并通过成果转化为企业、政府和社会等不同主体提供服务，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达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的。不同主体形成相互之间的多中心的合作与互动网络，学科建设应强调主体的多元、方向的多维与底部的自治。以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社会之间的充分参与为基础，通过学者组成的专业协会和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学科治理方式的创新。大学学科与外部治理主体，尤其是政府、大学、社会和学界这些核心相关主体形成需求互动、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和机制共建的“治理共同体”。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对于“学科”有许多质疑之声。这些观点主要认为“过于强调学科分际，不利于学科间的会聚融合”，以及“学科建设中被强化的‘学科中心主义’与问题导向的研究取向间的冲突”。对此，《走出学科危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学学科建设》一文强调了人类知识尤其现代科学同时存在分化与综合两种趋势。从历史的视角看，学科本身是知识分化的产物，而知识综合的潮流则引发了当下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当面临所谓“学科制度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知识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仍然存在且十分必要，也就是说学科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历史上催生了学科的两大前提没有发生改变：一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与人类知识总量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没有发生变化；二是人的学习认知规律与培养综合素质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没有发生变化。
面对知识生产方式变迁，面向未来的学科发展，我们进一步厘辨了“交叉”“会聚”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学科交叉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学者跨出其原有的知识体系框架，从其他学科领域中进行概念移植、理论渗透或方法借用，以解决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诞生新的学科。学科会聚是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为了求解一个共同的科学问题，开展的多学科协同攻关。学科融合则是在学科交叉、会聚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知识生产领域，并上升为知识分类体系下的一种新知识门类，由此又会在大学内新增相应的学科组织。从某种角度理解，学科交叉、会聚是一种“物理反应”，学科融合是一种“化学反应”，但学科交叉、会聚很有可能导向学科融合。
围绕着“学科是什么”“学科怎么建”到今天“学科怎么评”，我们从“本体论”“方法论”到“价值论”开展持续研究，它们之间并不是机械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互为支撑、不断深化的。笔者相信，对于大学学科从建设走向治理的探究，会有更多同行加入其中，形成新一轮学科研究的理论热潮。
【宣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兼任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